1995 年，在日本留学八年的王选正准备赴美国深造，一则新闻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—— 老家浙江义乌崇山村的三位村民代表，正为当年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发起维权，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。此时的她已获硕士学位，在日本有稳定的英语教师工作，可想到家族里 8 位亲人死于细菌战，包括 13 岁就染鼠疫离世的叔叔，她毅然放弃了深造计划，辞退工作，全身心投入维权事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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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王选的故乡义乌崇山村，是日军细菌战的重灾区。1942 年日军投放细菌弹后，鼠疫、炭疽等疫病肆虐，村里大量村民惨死。小时候，她就常听长辈讲述那段黑暗历史：“有的人突然发烧溃烂，一家几口接连倒下，尸体都没人敢碰。” 家族的伤痛与故乡的苦难，在她心中埋下了追寻真相的种子。

　　1995 年的这次抉择，让她从旁观者变成了行动者。“我们可以以德报怨，但必须弄清真相!” 这是王选常说的话。她牵头成立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诉讼团，担任团长，带领 180 位年迈的受害者踏上维权之路。首要的难题是取证 ——731 部队早已销毁大量罪证，受害者年事已高，记忆模糊，不少人没来得及作证就离世了。王选带着团队与时间赛跑，跑遍浙江、山东、湖南等受害地区，白天记录口述史料，晚上整理材料至凌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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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鲁西地区的调查尤为艰难。1943 年 8 至 10 月，日军在此发动 “十八秋鲁西作战”，通过细菌战造成约 5 至 30 万人死亡，当地人称 “大贱年”。为收集铁证，王选多次带队前往临清等地，还组织山东大学、聊城大学学生参与暑期调查，最终形成 12 册《大贱年 —— 鲁西细菌战口述史料》，为诉讼奠定基础。

　　1998 年，第一批受害者正式起诉日本政府，王选作为代表首次走进日本法庭。日本政府态度强硬，以 “国家无答责” 为由拒绝赔偿，甚至否认细菌战存在。对方律师故意刁难，逼迫老人反复回忆痛苦细节，有人当场哭晕在法庭上。王选始终坚定地站在受害者身边，提前安抚他们的情绪，在法庭上据理力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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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场官司一打就是十几年，前后历经 41 场庭审。经费短缺时，王选抵押了自己在日本的房产，还四处奔走筹款;面对日本右翼的威胁恐吓，她从未退缩：“我退了，老人们就没指望了。” 最奔波时，她一个月往返中日三次，在飞机上补觉、在火车上吃饭，体重掉了十几斤，头发也早早变白。

　　2002 年 8 月，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作出关键判决：虽未支持赔偿诉求，但明确承认 “日军曾在华实施细菌战”—— 这是日本官方首次在法庭上承认该罪行!消息传来，王选与老人们相拥而泣，一位老人颤抖着说：“等这一天，等了 60 年啊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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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场胜利让王选成为国内外焦点。2002 年，她当选 “感动中国年度人物”，颁奖辞评价她：“作为普通中国女性，挑起了民族道义的力量;知识分子的标准，在于良心是否帮同胞寻求理性秩序。” 义乌当地小学将她的故事编入校本教材，受害群众称她 “救命恩人”。

国际上，美国历史学家哈里斯评价：“如果中国有两个这样的女人，足以让日本震颤。” 日本正义律师和学者主动加入团队，美国媒体也专题报道她的事迹。当然，日本右翼骂她 “挑事”，但她毫不在意：“我要的不是名气，是让真相大白，让受害者得尊严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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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如今的王选已年近七旬，仍未停下脚步。她推动建立义乌细菌战受害者纪念馆，将收集的证据和口述史料永久陈列。有人问她是否后悔放弃前程，她笑着回应：“老人们用一辈子等说法，我花十几年算什么?只要还有人没得到道歉，我就继续走下去。”

　　她的抗争从来不是为了金钱，而是一场捍卫尊严的坚守 —— 为逝去的冤魂，为不能遗忘的历史，更为了警示后人：真相或许会迟到，但追寻真相的脚步永远不能停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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